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教授曾表示：“在每一个病人心目中都有一杆秤, 好医生首先医术、医德过硬，还要具备人文的情怀，在病人治疗疾病的同时，还要治疗他的心病，我觉得这才是好医生。

”也有患者表示，自己虽然不懂如何评判一个医生水平高不高，但是可以看有没有很多人排队找他看病做手术，每天看病做手术忙不过来的医生应该是好医生，门诊手术量与医生的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成正比；如果哪个医生没什么人找他看病做手术，那一定是有问题。

虽然好医生的标准很难量化，但对于患者而言，好医生的标准很简单，除了要有最基本的医德之外，归根结底是能不能治好病要培养能治好病的医生并不容易，即便是经过了近十年的严格医学教育，但大部分医生步入工作岗位后，也不是马上就能治病救人，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

还有的医生，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搞科研经费，发了很多文章，名头很大，但是看病或者手术技能一般，甚至很差这种医生也不是患者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医生那么多，但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医生资源依然非常稀缺的症结所在，是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空空荡荡的原因。

要解决医生不会看病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医学教育、医生培养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医生人才评价机制会做科研就是好医生吗？在医生群体当中，有些人不仅在手术方面有极高的造诣，而且也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大量的原创成果，被称为“医生科学家”，但这样临床和科研都强的医生在中国凤毛麟角。

葛均波坦言：“不同医院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不一样，大型三甲医院承担了更多科研任务现在很多医院要求医生既会看病，又会做科研，实际上没有必要，日常看病的医生没必要都需要达到两者兼顾的水平对县级医院而言，看好病更重要。

”在国内，临床医生做科研，似乎是一种常态，也是国内人才评价和晋升的重要指标，想要改变这点需要从考核机制入手第一财经记者从上海多家三甲医院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医务人员方面了解到，科研几乎成为大家共同的“任务”。

“要说好医生的标准，肯定还是临床好，科研也要有”一位三甲医院科室主任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我认为科研应该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因为不是所有医生都适合或者热爱做科研，有些人他就擅长看病”另一位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自己有时即便没有科研经费，贴了钱也要搞科研，自己买试剂、买耗材、买动物，就是因为医院晋升与科研成果紧密挂钩。

科研成果已经成为评价医生的一个重要指标还有一位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虽然医院也没有强制我们做科研，但是别人都在做，你不做，不是显得太另类了？”不少医生承认，很多科研明知道是转化不了的，但还是要弄，结果就是诞生了很多所谓的“僵尸专利”。

“其实各行各业的科研都是这样，CNS文章一大堆，有多少能转化的？”上述三甲医院主治医生说医生临床技能本行不能扔一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医生还是应该以临床技能为主，不能一味去搞基础研究，大三甲医院如果要搞科研，也要面向解决临床问题的科研，基础研究交给专门实验室的人。

”他还表示，现在很多医生去搞基础科研，与评价体系有关，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很多医生名头很大，搞了很多细胞基因研究，发了很多文章，但是看病和手术一般，甚至很差，不在少数”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认为，临床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临床为科研提供研究的方向，科研为临床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提高临床医生的分析能力，可以改变临床医生的思维方式。

临床科研、临床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更好地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他建议，一方面应该区分临床型和基础科研型的论文，并以此来作为是否计入医生晋升考核的标准，这样才能驱动有利于临床的科研；另一方面，也应多鼓励医生提升临床研究方面的技能，例如多写病例报告和技能分析，并作为考察医生临床能力的指标。

一位三甲医院教授也同意应该让医生花更多时间在临床科研方面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医生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科研思维的，要用科研证据来指导临床，但很多人把搞科研认为就是养小老鼠、做细胞培养，这是不对的，应该把更多时间花在做临床科研上。

”“医生搞科研发论文是好事，但要符合现实规律，不能提不切实际的要求，逼着医生为了晋升去发一些无用的论文”一位专家表示而一些对科研毫无兴趣的医生，有时为了应付发文章，甚至会上网“买论文”，这催生了买卖论文的“奇葩产业链”。

医生、“论文工厂”、杂志“流水线”般地制造出了大量垃圾论文据网络统计，中国医生群体每年发表的论文高达数十万，但高质量、有影响力的论文极少，这也造成了国家科研经费的损失但热爱做科研的医生仍然应该受到鼓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院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明年进行试点，加大临床医学科学家资助力度，为愿意做科研的优秀医生单列一个赛道，增加杰青名额。

对此，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科研与学科建设部主任林桂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充分考虑临床医生工作内容和成果的特殊性，增加对成果考查的维度，提高专利、成果转化、指南等相关产出占比，而不仅仅是考察论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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